李霨，字坦园，号巨川，生于清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，卒于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年），直隶永年（今河北永年）人。他是清初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，在康熙朝中枢理政长达三十余年，以沉稳干练、善于调和矛盾著称，是康熙皇帝倚重的股肱之臣。他一生历经平定三藩、收复台湾、抗击噶尔丹等重大事件，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李霨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其父李茂春为明末清初的隐逸学者，家学渊源深厚。幼年时，李霨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慧，在父亲指导下遍读经史，尤其对《资治通鉴》有独到见解。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年仅十五岁的李霨参加顺天乡试，中举人；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，又考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入翰林院学习。这一时期的翰林院汇聚了徐元文、张玉书等后来的名臣，李霨与他们切磋学问，逐渐崭露头角。散馆后，他被授为编修，开始参与修撰《明史》等国家典籍。
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，三藩之乱爆发。李霨当时任侍讲学士，被康熙帝召入南书房，参与机要。他虽为文臣，却对军事战略有独到分析，多次上书建议康熙帝集中兵力先剿灭吴三桂，再分化瓦解耿精忠、尚之信，这一策略后来被采纳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，李霨升任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，直接参与前线军情的处理。他曾在奏疏中提出“以剿抚兼施、分化敌势”的方针，主张对叛军中愿意归顺者予以宽大处理，这一建议有效削弱了叛军的凝聚力。
平定三藩后，康熙帝着手解决台湾问题。李霨作为内阁大学士，全力支持施琅的水师攻台计划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施琅率军收复台湾，李霨在朝中负责协调粮草供应和人事调配，为战役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后勤保障。台湾归附后，他又参与讨论治理方案，主张设府置县、派驻绿营兵，并建议对当地原住民采取“因俗而治”的政策，这些建议大部分被康熙帝采纳，奠定了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基础。
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年），噶尔丹在漠北发动叛乱，威胁喀尔喀蒙古。李霨时任文华殿大学士，随康熙帝两次亲征。在乌兰布通之战后，他建议康熙帝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，将各部族纳入统一的行政体系，同时设立驿站、屯田，保障边防的长期稳定。这一制度后来成为清朝治理蒙古的核心政策之一。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，昭莫多之战大败噶尔丹，李霨在战后负责善后，安抚归顺的蒙古各部，并主持编纂了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》，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。
除了军事上的贡献，李霨在文化事业上同样成就斐然。他长期担任《明史》总裁官，与徐乾学、王鸿绪等学者共同编纂，坚持“秉笔直书”的原则，对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如袁崇焕、史可法等给予了客观评价。他还主持编纂了《大清一统志》，这部地理总志耗时二十余年，详细记载了全国各地的山川、城池、物产、风俗，成为清朝治理地方的重要参考。此外，李霨擅长书法，尤其精于楷书，其作品被康熙帝多次赏赐给王公大臣。
在人际关系方面，李霨以宽厚待人著称。他与同僚张鹏翮、李光地、陈廷敬等人关系密切，常在朝堂上互相支持。李光地曾称赞李霨“胸襟如海，能容人所不能容”。李霨还提携了不少后辈，如年羹尧在早期便得到过他的赏识。但他也并非一味宽纵，对贪腐行为深恶痛绝。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，他弹劾河道总督于成龙治河不力、浪费公帑，最终导致于成龙被撤职查办。李霨的门生中，以赵申乔最为著名，此人后来官至户部尚书，以清廉刚正闻名。
关于李霨的轶事，最广为流传的是他与康熙帝的一次对话。某日康熙帝问李霨：“天下何为至乐？”李霨答道：“臣以为，天下至乐莫若读书。”康熙帝听后大悦，赏赐他一套御制《朱子全书》。还有一次，李霨因过度劳累病倒，康熙帝亲自派太医诊治，并赐予人参等珍贵药材，可见皇帝对他的倚重。李霨晚年曾作《坦园自叙》一文，回顾自己一生，谦虚地称自己“才疏学浅，徒以诚谨事君”，但康熙帝在诏书中却评价他“忠勤体国，始终如一”。
李霨于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年）病逝于北京，享年六十七岁。康熙帝闻讯后悲痛不已，辍朝三日，追赠太子太傅，谥号“文定”，并命人将其牌位入祀贤良祠。他的著作包括《坦园文集》《李霨奏疏》等，其中《坦园文集》收录了他的诗文和奏议，是研究清初政治的重要文献。李霨的一生，恰如他的名字所寓示的——如雨露般滋润万物，却从不张扬。他以勤勉和智慧，在康熙朝的盛世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