祁充格（1609年－1663年），字季白，号拙庵，满洲正黄旗人。他出身于满洲贵族家庭，祖父曾是清初重要将领，父亲祁尔苏曾任户部侍郎。祁充格本人是清初政治家、文学家，以博学多才和刚直不阿著称，在顺治朝至康熙朝初期活跃于朝堂，曾参与编纂《明史》和《清太宗实录》，对清初文化建设和政治稳定有重要贡献。
祁充格自幼聪颖，随父在京城读书，精通满汉文，早年便展现出过人的记忆力与文采。天聪年间，皇太极选拔满洲子弟入文馆学习，他因成绩优异被选入，开始接触朝政文书。崇德年间，他考中举人，成为满洲旗人中较早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之一。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后，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，负责起草诏令和记录朝政大事。这一时期，他因文笔流畅、办事严谨而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注意，被调任为内秘书院学士，参与核心机要事务。
顺治年间，祁充格的仕途稳步上升。顺治八年，他升任礼部侍郎，主管祭祀和外交礼仪，期间主持修订了清初的朝仪制度，使其更符合汉族传统礼制，有助于缓和满汉矛盾。顺治十二年，他因参与编纂《明史》而被任命为副总裁，与大学士冯铨、范文程等人共事。他坚持秉笔直书，强调要客观记录明朝兴衰，尤其重视对崇祯朝史料的整理，这一态度得到顺治帝的赞赏。顺治十四年，他转任吏部侍郎，负责官员考核，以公正严明著称，不避权贵，曾弹劾多名贪腐官员，包括宗室成员，因此得罪了一些满洲贵族，但仍获得顺治帝的保护。
康熙帝即位后，祁充格被提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成为监察系统的最高长官之一。他继续秉持清廉作风，在康熙初年整肃吏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康熙三年，他参与审理鳌拜亲信贪腐案，因坚持依法处置而触怒鳌拜，被降职为太常寺少卿，负责祭祀事务。尽管如此，他并未消沉，而是专注于文化事业，主持编纂了《清太宗实录》，并着手整理清初以来的典章制度。康熙六年，鳌拜倒台后，他被重新起用为礼部尚书，再次主持修订礼仪制度，为康熙帝亲政后的政治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祁充格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政治和文化两个领域。在政治上，他是清初满汉融合政策的积极推动者。他多次上疏建议推行汉法，例如在地方推行科举取士、减轻赋税、整顿吏治，这些建议多被采纳，为清初的稳定奠定了基础。在文化上，他是一位重要的文献编纂家。除了参与《明史》和《清太宗实录》的编纂，他还独立撰写了《拙庵文集》和《满洲源流考》，后者是研究满洲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。他还倡导满汉文化交流，曾翻译多部汉文经典为满文，包括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促进了满洲贵族对儒家思想的理解。
在人际关系方面，祁充格与多位清初名臣有深交。他与范文程同为文馆出身，两人在编纂《明史》时合作密切，范文程曾称赞他“有古大臣之风”。他与冯铨的关系则较为复杂，冯铨原是明朝降臣，祁充格虽对其才能认可，但对其政治立场有所保留，两人在修史时曾因对明朝评价的分歧产生争论。此外，他提携了多位后进，如张玉书、徐乾学等人，这些人在康熙朝成为文化领域的核心人物。祁充格还曾与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交往，学习西方天文历法知识，并将其融入清初的历法改革中。
历史评价方面，祁充格在清初以正直敢言而闻名。顺治帝曾评价他“心术端正，不徇私情”，康熙帝也称赞他“老成持重，学问渊博”。但在当时，他也因过于耿直而树敌颇多，尤其是满洲保守派贵族，认为他过于推崇汉法。后世史家如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提及他时，称其“以文士而兼有政事之才”，肯定他在清初制度建设和文化传承中的贡献。不过，由于他晚年卷入康熙初年的党争，部分史料对其记载有所偏颇，但总体而言，他仍被视为清初满洲士大夫中的典范。
关于祁充格的轶事典故，流传较广的是他与顺治帝的一段对话。顺治十三年，顺治帝召见群臣讨论是否应恢复明朝的廷杖制度，祁充格当场直言：“廷杖乃前朝弊政，伤及士大夫体面，有辱斯文，我朝宜以礼法治国，断不可效仿。”顺治帝听后默然良久，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从此清初再无廷杖之事。另一则轶事是他晚年致仕后，仍在家中设馆教学，教授满汉子弟经典，其中不乏后来成为名臣的学生。他晚年生活清贫，康熙帝曾赐银两补贴，但他均用于资助贫困学子和修缮学校，自己则粗茶淡饭，直至病逝。
祁充格于康熙二年病逝，享年五十四岁。他死后，康熙帝追赠其为太子少保，谥号文定，并命人将其文集收入《四库全书》存目。他的生平展现了清初满洲文臣在政治与文化双重领域的努力，既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，又积极吸收汉族文化，为清朝的长期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