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庆（1801年－1874年），字小汀，号芷汀，又号竹溪，满洲正黄旗人，清朝晚期重臣。他历经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四朝，官至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是晚清政坛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满族官员。全庆以精通政务、勤勉务实著称，尤其在边疆治理和科举改革方面贡献卓著，其一生见证了清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。
全庆出身满洲世家，家族世代为官。其父为嘉庆年间的都统，家境优渥，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满汉文化教育。他天资聪颖，少年时便熟读四书五经，兼习骑射，这为他日后步入仕途打下了坚实基础。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，全庆考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后授编修。从此，他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宦海生涯。
道光年间，全庆的仕途稳步上升。他先任翰林院侍讲、侍读，后升任国子监祭酒，负责教育事务。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，他出任山东学政，任内整顿学风，严禁科场舞弊，颇得士林好评。随后，他历任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、兵部侍郎等职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鸦片战争爆发，全庆时任刑部右侍郎，虽未直接参与军事，但他在朝中极力主张加强海防，并上书建议整顿水师，可惜未被道光帝采纳。战后，他奉命参与修订《大清律例》，展现了对法律条文的精通。
咸丰帝即位后，全庆的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。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，清廷财政拮据，全庆被任命为户部左侍郎，负责筹饷事宜。他推行厘金制度，广开财源，为清军镇压太平军提供了重要经济支持。同年，他调任礼部尚书，兼署兵部尚书，参与处理朝中军政大事。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，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，全庆随咸丰帝逃往热河，途中他多次劝谏皇帝不可轻弃京师，但未获采纳。咸丰帝病逝后，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专权，全庆因与肃顺政见不合，被排挤出京，外放为伊犁将军。
在伊犁将军任上，全庆迎来了仕途中最具光彩的篇章。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他抵达新疆，此时正值新疆各地爆发回民起义，局势动荡。全庆采取“剿抚并用”的策略，一方面调集清军镇压叛乱，另一方面安抚当地民众，推行屯田政策。他主持勘测伊犁河水利，兴修渠道，鼓励垦荒，使当地农业得以恢复。同时，他妥善处理与浩罕汗国等邻邦的关系，维护了边疆稳定。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，新疆局势恶化，全庆因兵力不足，被迫收缩防线，但他在任上留下了“边疆重臣”的美名。
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全庆奉调回京，授协办大学士。不久，他升任体仁阁大学士，入值军机处，成为同治朝的核心决策者之一。他与恭亲王奕訢、文祥、沈桂芬等洋务派官员关系密切，积极参与洋务运动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他支持设立同文馆，培养外语人才；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他参与筹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，主张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。尽管全庆并非洋务派中最激进的人物，但他务实的态度为晚清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助力。
全庆在文化教育领域亦颇有建树。他曾主持编纂《宣宗成皇帝实录》，即道光帝实录，该书历时数年完成，体例严谨，史料翔实。此外，他担任过会试总裁，选拔了不少人才，如后来的名臣张之洞便是在同治二年会试中由全庆主考录取的。全庆重视科举改革，建议废除八股文的僵化形式，增加策论内容，但因保守派反对未能彻底推行。
在人际关系方面，全庆与曾国藩、李鸿章等汉族重臣保持着良好合作。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，全庆在军机处支持其洋务主张；李鸿章兴办北洋水师时，全庆亦在财政上予以协助。他也与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交好，两人在镇压捻军时曾有过军事配合。不过，全庆为人谨慎，不喜结党，在朝中始终保持中立姿态，这使他得以历经四朝而不倒。
全庆的个人生活颇为简朴，史载他“居官清廉，家无余财”。他工于书法，尤擅楷书，其墨迹在晚清士大夫中颇有声名。此外，他留有《全庆奏议》若干卷，收录了其在任期间的奏章，为研究晚清政治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全庆病逝于北京，享年七十四岁。同治帝追赠其为太保，谥号“文恪”，入祀贤良祠。后世史家对全庆评价颇高，认为他“忠于职守，老成持重”，在晚清动荡岁月中，既维护了满洲贵族的利益，又推动了洋务事业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能臣。他的生平，恰似一面镜子，折射出清朝末年内忧外患下的挣扎与求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