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林（约1610年—1667年），字公茂，号鹤皋，满洲正蓝旗人，姓董鄂氏，是清初著名的文臣和史学家。他生于辽东抚顺一带，早年以精通满汉文字闻名，后入仕清廷，历任翰林院侍读学士、国史院大学士等职，在清朝初期的政治、文化领域贡献卓著。刚林最核心的成就是参与主持编纂《清太宗实录》和《明史》的早期工作，为清朝官方史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，同时他也是清初满汉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者。
刚林的家族背景颇具特色，其先祖为女真部落首领，后归附努尔哈赤，家族在满洲八旗中地位显赫。他的父亲鄂硕是正蓝旗的佐领，早年随皇太极征战，立功颇多。刚林自幼聪颖，在家族支持下学习满文和汉文，对儒家经典也有涉猎。天聪年间，皇太极大力推行汉化政策，急需通晓满汉语言的人才，刚林因才华出众被选入文馆，担任笔帖式，负责翻译和文书工作。这一时期，他结识了范文程、宁完我等汉臣，深受其影响，逐渐形成对汉文化的认同。
顺治元年，清军入关后，刚林随多尔衮进入北京。他凭借在文馆积累的政绩，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学士，负责起草诏令和编纂国史。顺治三年，他参与《清太宗实录》的编纂，与希福、范文程等人合作，系统整理了皇太极时期的军政大事。这部实录不仅记录了清朝开国的重要史实，也确立了清初官方史学的叙事框架。顺治五年，刚林升任国史院大学士，成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官之一，同时兼任《明史》总裁官。他与冯铨、洪承畴等人共同主持明史的编纂，虽然《明史》最终在康熙年间才成书，但刚林在早期资料收集和体例制定上贡献巨大。
在顺治朝的政治斗争中，刚林扮演了复杂角色。他最初依附于摄政王多尔衮，参与了多项重要决策。顺治七年，多尔衮去世后，顺治帝亲政，清廷开始清算多尔衮一党。刚林因曾参与多尔衮谋逆的密谋，被牵连入狱，但顺治帝惜其才学，仅将其贬职为太仆寺少卿。这一挫折并未终结他的仕途，顺治十年，他重新被起用，担任国史院学士，继续从事史书编纂工作。顺治十二年，他主持编纂《太祖高皇帝实录》，进一步巩固了清朝的官方史书体系。
刚林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文化领域。在政治上，他虽非显赫的权臣，但通过参与清初的典章制度制定，影响了清朝的统治方式。例如，他建议清廷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满文考核，以促进满汉官员的交流；他还参与修订《大清律例》，将满族习惯法纳入汉族法律体系。在军事上，刚林并非直接统兵作战，但他曾以文官身份随军参与平定南明的战役，负责文书和情报工作。顺治十三年，他随洪承畴征讨李定国，在贵州一带收集军事情报，为清军决策提供支持。
刚林的人际关系网络广泛而复杂。他的师友中，范文程是最重要的引路人。范文程作为清初汉臣领袖，对刚林的汉学素养和政治智慧影响深远。他与同僚希福、冯铨在史书编纂中共事多年，三人虽因政治立场不同时有摩擦，但在学术上保持着合作。刚林的门生中，徐乾学后来成为康熙朝的名臣，曾受刚林点拨，在明史编纂中继续推进其未竟事业。此外，刚林与顺治帝的关系颇具戏剧性。顺治帝曾因刚林参与多尔衮案而严惩他，但事后又多次召其入宫讨论史事，可见对其才学的认可。
历史对刚林的评价呈现出两面性。一方面，他是清初文化建设的功臣，为清朝官方史学的规范化、系统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。他主持编纂的《清太宗实录》至今仍是研究清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。另一方面，他在政治上的摇摆和依附权贵的行为，被后世批评为缺乏气节。例如，他在多尔衮当权时阿谀奉承，在多尔衮倒台后又迅速转向，这种政治投机让他备受争议。乾隆帝后来评价清初大臣时，曾指出刚林“学问优长，而品节有亏”，认为他在道德上不如范文程等人。
关于刚林的轶事典故，在清人笔记中多有记载。据《啸亭杂录》记载，刚林在编纂明史时，曾与洪承畴争论南明史事的记载方式。刚林主张如实记录南明政权的活动，而洪承畴则担心内容敏感，建议加以删减。两人争论不休，最终由顺治帝裁决，同意刚林的观点，保留了南明史实的详细记载。这一事件反映了刚林对历史真实性的坚持。还有一则轶事提到，刚林晚年常在书房中悬挂一幅《满汉同文图》，描绘满汉官员共同研读典籍的场景，以此象征他一生追求的文化融合理想。
刚林于康熙六年去世，享年约五十七岁。他的儿子刚阿达继承其文职，成为清廷的中级官员。刚林的一生，是清初满洲文臣从武将世家转向文化建设的缩影。他通过个人努力，在满汉文化碰撞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既维护了满洲传统，又吸收了汉文化的精髓。虽然他因政治立场而饱受争议，但他在史书编纂和文化交流上的贡献，使其成为清初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。今天，当我们翻阅《清太宗实录》或研究清初的史学发展时，刚林的名字依然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