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振镛（1755年—1835年），字俪笙，号怿嘉，安徽歙县人，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间重臣，官至军机大臣、武英殿大学士，谥号文正。他以谨慎持重、勤勉务实著称，在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为官六十余年，历经国家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，是清代中期最具影响力的汉族高官之一，尤其在整顿吏治、完善科举制度方面贡献卓著。
曹振镛出身于徽州名门世家，其祖父曹文埴曾任户部尚书，父亲曹振基亦为地方官员。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，熟读经史，精通时务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，曹振镛考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。此后他凭借扎实的学识和稳健的作风，逐渐在翰林院中崭露头角。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，他出任贵州学政，任内注重选拔寒门子弟，整顿考风，深得士林好评。
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，曹振镛调任詹事府詹事，不久升任内阁学士。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，他任兵部右侍郎，随后转任工部、吏部侍郎。在此期间，他参与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军务筹划，提出“坚壁清野”之策，协助清军稳定地方秩序。嘉庆十一年（1806年），曹振镛升任左都御史，开始进入朝廷核心决策层。他多次弹劾贪腐官员，主张严惩吏治弊端，为此得罪了一些权贵，但嘉庆帝对他颇为信任，认为他“秉性刚直，不避嫌怨”。
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天理教起义爆发，部分教徒甚至攻入紫禁城，震惊朝野。曹振镛时任兵部尚书，与宗室大臣奕绍、托津等人共同负责京城防务，迅速调集兵马平定了这次叛乱。事后他建议加强京师治安，整顿八旗兵制，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廷的统治危机。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，嘉庆帝去世，道光帝即位，曹振镛被任命为军机大臣，兼管户部事务，成为道光初年最倚重的汉族大臣之一。
道光年间，曹振镛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顿财政和科举制度上。当时清朝财政日益拮据，地方官员贪腐成风，他提出“核名实、省浮费”的主张，严格审查各省报销账目，裁减冗员，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开支。在科举领域，他针对文章空疏、抄袭成风的弊端，力主推行“经义取士”，强调文章必须符合儒家经典原意，反对浮华文风。这一改革虽然引发了一些争议，但确实提高了科举选拔的实效性，对晚清学术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曹振镛在人际关系方面颇有手腕。他既不结党营私，也不刻意疏远权贵，与同期大臣如穆彰阿、王鼎、汤金钊等人均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。他的门生弟子遍布朝野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后来成为道光朝权臣的穆彰阿，穆彰阿对曹振镛始终执弟子礼，尊其为恩师。此外，曹振镛与林则徐也有交集，他曾支持林则徐在江苏推行漕运改革，二人私交甚笃。
曹振镛最著名的轶事，莫过于他提出的“多磕头，少说话”为官之道。据清人笔记记载，有门生向他请教为官诀窍，他直言：“无他，但多磕头，少说话耳。”这句话后来被世人误解为圆滑世故的官场哲学，但实际上，曹振镛的本意是提醒官员要谨慎言行、避免轻率表态，这在清代中晚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中，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生存智慧。他本人也并非一味沉默，在军机处讨论军国大事时，他往往能条分缕析，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。
晚年曹振镛位极人臣，先后担任武英殿大学士、上书房总师傅、太子太傅等职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，他因病请求退休，道光帝再三挽留，最终准其在家养病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，曹振镛病逝于北京，享年八十一岁。道光帝闻讯后深为痛惜，亲赐祭葬，追赠太傅，谥号“文正”，这是清代文臣的最高荣誉。他的著作包括《曹文正公诗集》《曹振镛奏议》等，其中保存了大量关于清代中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原始资料。
后世对曹振镛的评价较为复杂。肯定者认为他勤勉公正，是道光朝难得的“救时宰相”，在吏治、财政、科举方面均有建树；批评者则指出他过于保守，缺乏开创新局面的魄力，其“多磕头，少说话”的主张助长了官场的因循风气。客观而言，曹振镛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，内忧外患交迫，任何个人都难以力挽狂澜。他能在如此艰难的局势下稳居高位六十余年而不倒，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。他的谨慎与务实，既是个人性格使然，也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态的必然产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