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铨（1595年－1672年），字振鹭，号鹿庵，又号伯衡，直隶涿州（今河北涿州）人。他是明末清初的政治家、书法家，历经明清两朝，以文臣身份在清初政坛扮演了重要角色，尤其对清初典章制度的建立、文化政策的推行贡献显著。冯铨一生兼具争议与功绩，其降清之举及在清廷的作为，成为后世评说焦点。
冯铨出身官宦世家，其父冯盛明曾任河南布政使。他自幼聪颖，博通经史，尤擅书法，早年以科举入仕。明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，冯铨考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天启年间，宦官魏忠贤专权，冯铨为求仕进，曾依附魏忠贤，参与编纂《三朝要典》，并因此迅速升迁，官至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。崇祯帝即位后，清算阉党，冯铨被罢官归乡，此后在涿州隐居十余年。这一时期，他虽远离朝堂，却密切关注时局，积蓄了丰富的政治经验。
清军入关后，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，冯铨应召出仕，被清廷任命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，成为清初最早被重用的汉人大臣之一。他极力主张清廷应效法明朝制度，实行文治，并建议多尔衮采用科举取士，以笼络汉族士人。顺治二年，冯铨参与编纂《明史》，并主持纂修《清太宗实录》，为清初史料整理奠定了基础。他还积极推动清廷尊崇儒学，提议恢复祭孔典礼，并亲自撰写《孝经衍义》，在文化上调和满汉矛盾。顺治五年，冯铨升任礼部尚书，后加太子太保，成为清初汉官中地位最显赫者之一。
冯铨在清初政治中的核心贡献体现在制度建设和文化整合上。他深知清廷以武功立国，但需以文治安天下，因此多次建议顺治帝推行汉法，包括恢复科举、完善官制、编纂法典等。他参与修订的《大清律》在吸收明律基础上，结合满族习惯，成为清朝法律体系的重要蓝本。此外，冯铨在文化领域成就斐然：他主持编纂的《明史》初稿，为后来正式成书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；他擅长的书法，尤其是楷书，被当时誉为“馆阁体”典范，影响清代书风数十年。他还曾参与《四书大全》《五经大全》的校订，推动儒学在清初的传播。
在人际关系方面，冯铨与清初多位重臣有过合作与冲突。他与洪承畴、范文程并称清初三大汉臣，三人共同推动汉化政策。但与刚直的范文程不同，冯铨为人圆滑，常揣摩上意，因此招致同僚猜忌。顺治年间，他因与满臣索尼、图赖等政见不合，曾遭弹劾，但凭借顺治帝的信任得以保全。他门生众多，如后来成为康熙朝名臣的魏裔介曾受其提携，而与他交恶的汉官陈名夏则因“南党”案被处死，冯铨在其中扮演了复杂角色。他的书法造诣得到同时代学者王铎、钱谦益的赏识，三人并称“清初书坛三家”，但王铎因降清被诟病，冯铨亦受牵连。
冯铨的历史评价充满矛盾。清廷官方史书《清史稿》称其“通达政体，谙熟典章”，肯定其辅佐之功。但明清易代之际，他因先附阉党、再事新朝，被传统士大夫视为“贰臣”，乾隆帝编纂《贰臣传》时将其列入乙编，称其“大节有亏”。民间轶事中，冯铨常被描绘为投机者，如《清稗类钞》记载他曾在顺治帝面前自比“老臣如犬马”，虽显谄媚，却也折射出清初汉臣生存的艰难。然而，若抛开道德评判，冯铨在清初政治稳定、文化延续上的实际作用不可忽视。他死于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，谥号“文敏”，葬于涿州故里。其故居“冯氏宅第”至今尚存，成为研究明清鼎革之际士大夫心态的重要遗迹。
冯铨的一生，是明末清初政治生态的缩影。他从明朝进士到清初宰辅，凭借才华与手腕在乱世中周旋，虽背负“贰臣”之名，却为清朝的“汉化”进程注入了关键力量。其书法作品《行书七言诗轴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，字迹峻拔，一如他在历史中的复杂身影——既是旧秩序的破坏者，也是新秩序的构建者。